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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专线：4006-518371中国改革应顺应世界产业革命趋势
过去35年见证了“中国奇迹”的创造。中国社会各阶层目前已经形成共识：改革是出路，只有改革，中国未来才能实现持续发展。2013年10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60条重大措施，开启了实现“中国梦”的新征程。同时，这种改革共识似乎已经搭上了全球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脉搏。
但是，改革应该改什么？改革动力来自何方？这是目前中国必须面对的最基本问题之一。中国是不是应该学习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体制？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拒绝学习发达国家的体制，中国的经济能不能持续发展？
过去300年，产业革命造就了世界，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没有产业革命，就没有今天的市场经济。产业革命以前的市场，都是不发达的市场；产业革命以前的世界，基本上是个农业世界，虽然存在贸易，但基本内容都是比较原始的。所有追随了产业革命的国家，都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快速发展。
比如美国。19世纪中叶之前它原本是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包括新英格兰地区在内的一些重要区域的人均GDP比古巴要差很多。之所以今天成为这么发达的国家，就是因为之后它追随了产业革命，从而经历了持续长时间的、稳定的发展。相同历史时期内，没有追随产业革命的国家全都衰退，无一例外。
说到中国，按GDP总量来比较的话，中华帝国在1870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但之后，由于中国拒绝追随产业革命，从而一路衰落，在之后的100年里一度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度。即使到上世纪70年代的改革开放前夕，中国依然极端贫穷。
我们大家要放开思想、放开眼光来思考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及到底我们面对着什么样的问题。从整体来看，目前中国GDP规模已经恢复到1913年时在世界上的地位，即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时最大的经济体也是美国）；但从人均GDP排名来看，我们仅相当于泰国的水平，全球排在90多位，还不如100年前的水平。
社会经济的运行实际上遵守着一些基本规律。经济改革完全可以看成是一个工程，而任何工程背后的知识来源一定是科学。经历过产业革命的发达国家，无一不具备以下两个科学规律性的特点：首先，这些国家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私有产权受法律严格保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防止政府侵犯私有产权；合约是市场经济的主要操作方式。
其次，它们的政治都是民主政治的政治、民主宪政的政治。司法为合约执行提供制度保障，独立于政治之外；行政当局无权干预司法，其权力受宪法限制；立法一定独立于行政和司法，在没有立法授权的情况下，政府无权干预市场。
不遵守道理不行。在过去100多年里，中国反反复复有过大量的失败，都是因为违反了那些基本道理。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发生在清末时期，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原则导致了改革的失败。原因就是因为它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所以我们现在讲到改革，最基本的原则一定是应该全面放开我们的眼光，全面学习和追赶世界上一切的先进。
民主体制催生产业革命
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产业革命一定产生在民主宪政的体制里。换句话说：民主宪政的体制在先，产业革命的发生在后。英国、美国，所有西欧国家、日本和韩国都是如此。再看清末时期，大清帝国在洋务运动的时候花巨资从西方购买技术，派留学生出国学技术。很重要的第一点是，当时中国与世界强国的技术差距，跟现代中国与世界强国的技术差距，两者相比差别不是特别大。
因此，体制决定了哪些国家会发生产业革命。这里强调体制的重要性，原因就在于如何让每个公民有自由、有机会去发明、创造和创业，是一切问题的所在。而体制问题的核心就是保障公民的这些基本权利，让人民高兴。只有这样，技术才有可能创新，经济才有可能发达。
英国光荣革命（1688年-1689年，是英国一场和基督宗教有关的非暴力宫廷政变）在世界近代史上第一次去确立和保障了这些权利，因此英国产生了产业革命。在这以后，这一系列的逻辑和顺序不断被其它国家重复。哪个国家重复了这个逻辑，哪个国家就有了稳定的社会、技术的创新和持续的经济发展。与此相反，国有制统治的经济一定没有创造力、效率低，最后一定会衰退。没有例外。原因在于，剥夺自有产权的同时，就剥夺了公民发明创造的机会，社会因而没有创新能力，经济因此而衰落。
套用哈耶克的话说，就是“通向奴役之路”。
比如，前苏联和东欧从1960年代起艰难地开始改革，但终归于失败，从70、80年代起经济进入衰退阶段。这些改革失败，既不能归结于某些偶然的个人作用，也不能归结于外因，因为它有内部清清楚楚看得到的、长时间无法恢复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问题。
继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推行体制改革？
我们今天面对的许多问题，和100多年前大清王朝面对产业革命时的情景有相似性。这里面最关键的是：我们选择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式改革，还是推进体制改革？这个选择将决定中国的长远命运。
在过去的两次产业革命中，中国都被远远地抛下。面对如今第三次产业革命浪潮，中国会不会重蹈覆辙？
戊戌变法时期的先知们和这场政治改革运动的推动者们已经意识到：中华帝国的体制是所有重大问题的根源。可惜的是，体制变革一直阻碍重重，至今中国在体制上面的进展并不大。
第三次产业革命和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产业结构转型，这两个实际上几乎是一回事。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创新？人类绝大多数重大的创新都起源于私人发明家、企业家，比如电话发明者贝尔，电的发明人爱迪生，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他们原本只是普通人，这些创新完全是自发产生出来的。
改革的动力来自地方选举激励机制
中国改革的动力在什么地方，谁来改革？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激励机制。自下而上的决策和监督，应该是体制改革的最核心内容。如何解决上下级之间的激励机制问题，决定了体制改革和发展的道路。
科学基本逻辑和历史事实无情地指出：古今中外所有威权主义官僚体制里面，各层官僚的激励机制问题实际上是个死结。原因很简单。在这个体制里面，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上级只能依赖下级获得信息。这就出了最基本的问题。因为上级需要依靠下级提供的信息决定奖惩，而只有下级才了解情况，所以下级很容易欺骗上级。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无论你用什么手段都无法把它消灭掉。
或许有人会反问：新加坡不就是威权主义体制很好的范例吗？其实不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加坡国土面积小，即便下级不提供信息，总理也能够亲自观察到大量的治国细节，因此它的激励问题相对比较容易解决。但是中国国土面积庞大，实际上一直是个“帝国”，即便是省市级的政府也必须依赖更基层的政府来提供信息报告。因此，官僚体制要解决自身的机制问题，是非常困难的。
尽管如此，中国已经实现了35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我想强调，这并不是空前绝后的奇迹，因为之前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已经实现了超过中国大陆现有水平的成就。所谓“成就”，指的是经过持续高速的发展，它们从农业经济迈入到了最发达经济体的范畴。而中国目前离最发达经济体还很远，能不能进入最发达经济体现在看来依然还是个问号。
但“中国奇迹”确实存在。同样是在威权体制下，为什么大清帝国没能解决激励机制问题，而在中国改革早期，这个问题看上去已经很好地解决了呢？
简单地来说，在当今中国体制下，权力被大量地下放给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之间产生竞争。他们之间竞争的是GDP增长速度，由此调动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性。调动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决定性的经济发展举措，我把这种体制称作“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这种“中国模式”体制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是政府高度控制的半市场经济，其核心机制是政府，由中央高度集权来控制政府及人事。
比如温州。如果没有温州地方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掩护了当地的私有制企业，根据当时的“宪法”和“党章”规定，“温州模式”是非法的，早就应该被取缔。那么，温州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冒险这么干？因为如果它的私有企业被搞垮了，温州经济也就垮了；为了GDP增长需要，它一定要想办法用各种方式来保护这些企业。
很多人以“中国模式”为傲，认为它能一直持续作用下去。但我想说，所谓“中国模式”只是一个阶段，早期的中国改革是过渡性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为进一步的改革赢得时间。
而赢得时间之后，有无进一步的改革，这才是关键所在。如果维持现有的“中国模式”体制，不但改革不能持续，甚至连国家稳定都会受到威胁。
中国过去30年的快速增长是通过地区竞争来驱动的，而地区竞争机制的制度基础正是这种分权式的威权制。但今天，这个体制已经成为中国面临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的制度根源。我们应该在赢得了时间的情况下，赶快改变这个体制。如果坐享其成、以为这好得不得了，那就坏了。
那为什么地区竞争机制无法帮助中国官僚体制解决内部激励机制问题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政府职能从来不是单一的，追求GDP增长只能是权宜之计。中央政府反复强调不能一味追求GDP。但通过田野调查，我发现各级政府都认为：“这是不可能放弃的，因为没办法操作。”第二，如果中央政府真能做到放弃单一地追求GDP的做法，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地区竞争一定不再是能够解决激励机制问题的做法。
因此，解决激励机制的问题，必须依赖体制改革；同时任何有效的改革，必须着眼于解决激励机制的问题，否则任何“看上去很美”的改革政策，最后一定流于言辞而无法执行。
解决激励机制问题的核心，就是要改革官僚体制，改变基本的官员任免、考核、升迁制度，从“只对上级负责”转变为“对选民负责”。这样才能保证以创新为基本动力，推动中国的长远发展。
我建议，利用司法手段保证选举不受个别利益集团的干扰，由地方民选代表决定所有重大决策，比如地方债，地方税等。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激励机制问题的唯一途径。世界上几十个最发达的国家共同证明了这一点。
目前中国的村级领导已经是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但存在严重弊病，必须大力完善。镇级领导选举已经开始试验，并且试验时间已经长达近20年，应该尽快推广普及。同时努力推动县、市级的选举，由地方选民直接决定他们的任免，监督他们的运作。
当我们做到这些的时候，至少中国能够在基层保证地方政府关心的是地方选民的利益。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历来没有选举的文化，中国的社会条件、历史条件不允许。”那我们可以看下台湾的经验。在台湾，县及以下级别的地方选举早在抗战结束时就开始了，它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奠定了重要基础。台湾地区是个好例子，在迎接第三次产业革命方面，它在各个方面都走在大陆的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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