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时代选择的经济学人生——歪打误撞地进入到经济学界（五）

 编者按：

著名经济学家魏杰教授亲自撰写的个人传记《被时代选择的经济学人生》，真实描述了一位新中国经济学人和教师，从一个普通的乡村青年成长为著名经济学家的艰辛求学和孜孜不倦的教学研究的心路历程，触动人心，催人奋进。读者不仅能够从中了解作者的人生历程，也可窥见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巨变过程。经作者同意，本刊仍以原书名为主标题连续选登部分章节。

因经济学而结缘的四大机构

我的经济学学习经历与工作经历，基本上是在西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原国务院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清华大学这四大机构中度过的，它们都是我的经济学生涯的“圣地”，都对我带来了终生难忘的幸福人生，使我回味无限，对它们的不断回忆，实际上也是我精神享受与愉悦的重要内容。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情况就更甚。

在西北大学学习与工作的七年。我在西北大学经济系先是读了一年多的本科，然后在1979年秋季提前考取了研究生，1982年9月研究生毕业后留在西北大学经济系任教，直到1984年秋季因为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而离开西北大学，前后在西北大学一共学习和工作了七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首先按照学习的要求认真而系统地研读了《资本论》，甚至研读到了连某些重点段落和重点句子都能熟背的程度。当然这个时期也开始大量阅读当时引进的西方经济学的原著。这段时间我虽然是以学习为主，但也开始思考经济发展中的相关问题，写了一些在现在看来还并不是很成熟的小论文，这些论文有些因为时间已经过了二十多年，根本找不到了，现在还能找到的有：1980年在《西北大学学报》第三期上发表的“试谈按比例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实现形式”，1983年在《西北大学学报》第四期上发表的“多劳多得要顾及国家利益和左邻右舍”，1983年在《赣江经济》第11期上发表的“如何处理农村生产队内部的土地级差收益”，1984年在《农业经济问题》第八期上发表的“略论乡镇工业的作用”，1984年在陕西金融第三期上发表的“民间借贷——农村金融活动中的一个新问题”，1984年在《经济与管理》第六期上发表的“略论工业企业的招标投标式承包责任制”，1984年在《农业经营管理》第四期上发表的“我国农业水利发展战略初探”。在西北大学的这段时间还协助何炼成教授完成了《价值学说史》一书，全书四十余万字，由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本书将劳动价值论作为唯一的科学，并以此来分析人类历史上的相关思想，因而这本书从现在来看，虽然其资料丰富，分析线索也很清晰，尤其是提出了对这些思想家的流派重新划分的标准，但该书对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价值思想的批评是有历史局限性的，所以这本书打下了深深的历史痕迹。总之，我在西北大学期间，因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并没有开始，所以研究工作只能停留在一些基本的经济范畴上，只能停留在一些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小问题上，因而还很难说自己已进入到真正的经济学研究之中。

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与工作的十二年。我于1984年秋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卫兴华教授的博士生，师从卫兴华先生，1987年博士毕业之后留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先是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后来又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到1996年6月份离开中国人民大学，一共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与工作了十二年时间。这段时间是我在学术生涯上获得很大成绩的十二年，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与论著。这段时间我先后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过论文，当然在有的刊物上曾发表过多篇论文，这些刊物是：《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中国工业经济研究》、《财贸经济》、《农业经济问题》、《管理世界》、《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财经报》、《金融时报》、《光明日报》、《中国企业报》、《求是》、《工人日报》、《经济参考报》、《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学术研究》、《上海社会科学》、《上海经济研究》、《学术月刊》、《学术论坛》、《宏观经济管理》、《金融研究》、《财经科学》、《社会科学战线》、《北京社会科学》、《北京日报》、《天津社会科学》、《江海学刊》、《经济学家》、《开发研究》、《学习与实践》、《经济问题》、《改革与战略》、《广州社会科学》、《江西社会科学》、《学术论丛》、《学术界》、《东岳论丛》、《云南社会科学》、《中州学刊》、《求索》、《湖南社会科学》、《天府论坛》、《社会科学》、《经济问题研究》、《探索》、《高校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现代企业导刊》、《中央财经学院学报》、《福建论坛》、《江汉论坛》、《湖北社会科学》、《云南财贸学院学报》、《改革与理论》、《理论探讨》、《争鸣》、《学习与探索》、《投资管理与研究》、《体制改革探索》、《经济纵横》、《长白学刊》、《贵州财经学院学报》、《经济与社会发展》、《河北财经学院学报》、《新疆社会科学》、《经济与管理研究》、《人文杂志》、《中国经济问题》、《理论学刊》、《经济问题探索》、《改革》、《经济论坛》、《企业经济》、《商业经济论坛》、《社会科学辑刊》、《消费经济》、《河南财经学院学报》、《贵州社会科学》、《生产力研究》、《当代经济科学》、《中国金融》、《甘肃社会科学》、《中国国情国力》、《理论界》、《山东经济》、《人民论坛》、《党校论坛》、《浙江学刊》、《江苏社会科学》、《兰州学刊》、《经济与社会发展》、《商业经济研究》、《中国企业家》、《重庆社会科学》，等等。《经济学家》1997年1期发表的“变革时期的中国经济学——社会报刊文献统计分析”一文，对中国经济学家自1979年～1995年的论文发表状况进行了分析，根据分析，我在这一时期的高产经济学家中排名为第四，在这一时期的高摘用率经济学家中排名为第八。因此，中国人民大学的12年，是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12年。人大给了我很大的荣誉：1988年，也就是博士刚毕业的第二年，破格提拔为副教授，三年之后，也就是1991年，又破格提拔为教授；同时在人大期间，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图书一等奖等全国性大奖，并被评为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因此，在人大繁忙但却心情舒畅的12年，将永远值得怀念。

在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的三年。我是1996年6月正式调入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的，但我实际上在1996年初就开始进入工作状态了，所以如果从1996年初算起，到1998年12月我因为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正式撤消而离开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我在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实际上工作了三年时间。我在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任科研所所长，该所是一个拥有几十个研究人员的强大研究机构，因而这段时间我不仅自己作研究，而且主要从事于科研领导工作。根据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工作的需要，在这三年中我所领导的科研所的研究重点主要在于三大问题：关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问题、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关于资产重组和资本经营问题。有关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成果都先后陆续出版，对当时相关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及理论研究，都有很大的影响。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科研所在当时的政府研究机构中，是较为有影响的一个研究所。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的三年，使我对于国有经济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问题，从实践上有了更深该的认识，因而是对我的学术生涯有着重要影响的三年。

进入清华后的岁月。我实际上是1999年1月份正式进入清华经管学院工作的，到我写这本书的2014年，在清华已度过了15年，清华成为我工作时间最长的单位。我调入清华的时候，曾希望不要让我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同时也别再过多地约束我，我校外的事情比较多。学院很体谅我。除了担任过8年的战略系主任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这类业务性职位外，确实没有让我参与行政方面的工作，同时也没有限制我在校外的活动。我很感激学院。我在清华的教学工作分两个部分：一类是学位教育，主要给研究生及各类MBA上课，主要开设了两门课，一门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主要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和理论创新，涉及到市场经济改革、财产制度改革、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等内容，还有一门是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相当于企业经济学的内容，涉及到企业制度问题、企业战略问题、企业文化问题、企业定位问题、企业哲学问题等；另一类是非学位教育，即对企业界及政府界进行非学位的非系统性经济学教育，在这类教育形式中我重点是分析中国改革及发展中的热点问题，例如1999年讲授如何启动中国经济问题，2003年讲授如何防止经济过热问题，2006后年讲授关于流动性过剩问题，等等。因此，我在清华的研究工作也就基本上按照上述的教学需要而进行的，完成了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几本专著，完成了企业经济学的有关专著，并对不同时期的改革与发展的热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有关刊物上。在非学位教育中，因为学员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企业经营的第一线，因而经常会有新的问题的提出，这对我的研究工作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我的基本作法是先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拿到课堂上同学员讨论，在讨论中加以深化和提升，成熟之后才拿去发表，因而将不成熟的东西与学员共同讨论，而将成熟的东西在杂志上发表，成了我研究工作的重要特点。教学相长是推动科研与教学工作的重要举措，我们不能总将自己放在比学生“英明”的位子上，而是要注重倾听来自于一线的声音，不断推动自身的学术提升。进入清华之后，既是我一生中教学工作做得最多的时期，也是我的研究成果发表最多的时期。我想，在有生之年，还应该能再为中国的改革做点事吧！当然，这里要感谢学院历任领导与同仁们的帮助，给了不少荣誉，例如实行责任教授制度时评我为责任教授，实行讲席教授时评为同方讲席教授，我确实很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