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时代选择的经济学人生——歪打误撞地进入到经济学界（二）

编者按：

著名经济学家魏杰教授亲自撰写的个人传记《被时代选择的经济学人生》，真实描述了一位新中国经济学人和教师，从一个普通的乡村青年成长为著名经济学家的艰辛求学和孜孜不倦的教学研究的心路历程，触动人心，催人奋进。读者不仅能够从中了解作者的人生历程，也可窥见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巨变过程。经作者同意，本刊仍以原书名为主标题连续选登部分章节。

二、西安师范初萌经济学

我进入西安师专学习的时间是1972年9月，当时正值中国处于“左”得发疯的年代，全国经济上极为紧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们每个学生的生活费为每月8元钱，每个学生的粮食定量为34斤，其中有40%为杂粮。因为生活费太少，所以我们只好吃“大锅饭”：每8个人为一桌，8个人共同吃一份饭。而且当时规定，若不在校吃饭，生活费及粮票作废，钱与粮票不发给学生本人。如此低的生活费和粮食供应，对我这样一个正在长身体的1.85米个子的小伙子来说，实在是太少了，所以我感到自己经常处于未饱肚子的境界之中，对饿肚子的滋味深有体会。当时我最能吃饱的时候是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因为同我一桌吃饭的西安市城内的学生都回家过周末了，我这一桌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来自农村的同学因为距家太远，无力支付交通费而不回家留校，所以我们两个人吃8个人的饭菜。因此，当时虽然星期天不回家，但心里却很高兴，因为能吃饱肚子。这种一星期里饥饿而星期天又暴食的无规律生活，终于使我生了一场大病：肠梗阻。在手术时，因为为我手术的是工农兵学员的实习生，水平极低，恐怕连乡村医生的水平都达不到，结果造成伤口感染，以致使我身体遭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西安师范学校当时分为中师部和专科部，中师部是培养小学老师，专科部是培养中学老师。我入学时进入的是专科部，专科部分为数学科、物理科、化学科、中文科、政治教育科（简称政教科），我当时非常想进入数、理、化中的任何一科，因为我当时总想学一门能靠自己的本事吃饭的专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想当时对我影响很大，但我却意外地被分到了政教科，我一时想不通，心情很烦闷，因为我当时以为政教科就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就是学“耍嘴皮子”搞政治，我当时很厌烦搞政治。不过没有办法，还得服从分配，于是就只好硬着头皮去政教科学习。

政教科当时开了三门主课，一门是哲学，一门是政治经济学，一门是科学社会主义。因此，我对于经济学的学习，实际上应该从我在西安师范学习政治经济学时开始算起。不过，当时我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并没有像样的教材，也没有可读的相关的理论著作，不像现在，这方面的读物到处都是，我记得当时只有于光远老先生写的一本很薄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主要是讲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当然，当时《资本论》倒是到处可以买到，不过，象这样一个还不到20岁的小青年，是不可能读那样的大部头专著的。尤其是当时给我们上政治经济学课的老师是学中文的，而且又长期教中文，给我们讲政治经济学是他生平第一次讲，所以他也不可能辅导我们读《资本论》，甚至我感到他讲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都很吃力，我记得他当时给我们讲课时基本上是念于光远先生写的那本小册子，照本宣科，显得很枯燥。当然，当时的学习除了讲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外，还讲了一些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主要是强调公有制的公有程度越高越好，计划经济要远远比市场经济有优越性，按劳分配还体现资产阶级法权，因而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基本上是反映极“左”思潮的经济理论。我们这些学生当时有的刚二十出头，有的还不到二十岁，因而对这些东西似懂非懂，完全靠死记硬背来学习。当时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开门办学，学生要走出去在实践中学习，所以学校安排了很长的在实践中学习的时间，让我们去学工和学农，向工人和农民学习政治经济学。

学工我们选择的是西安火柴厂，这个厂子是解放前民族资本家创办的，据说在解放前是西北地区最大的企业之一，西北地区用的火柴基本都是它生产的，后来是在解放后的公私合营中才慢慢被改变成为国有的。在西安火柴厂学工主要是要搞清楚资本怎么样榨取剩余价值，所以厂子派了一位解放前是这家厂子的总工程师的人来给我们讲，但这个人只讲了解放前这家厂子的技术状况和生产规模，别的什么都不讲，当问到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时，基本上一问三不知。老师将这个人打发走了以后，我们班的团支部付书记说，这个人可能是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所以不讲。后来厂子又给我派了一位解放前就在这个厂子当工人的老工人，让他给我们讲资本家如何残酷剥削工人的事情，这位老工人开始只是念毛主席语录，后来当讲到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问题时，竟然说多亏西安火柴厂招收他当了工人，他每个月才有了几块“大洋”的收入，就靠这几块“大洋”使自己的弟弟读完了小学，而且还时不时地在讲话中夸几句他当时的老板，说老板对工人如何如何好，如何到车间来同他们一起干活，如何辛苦，等等。我们只好中止了这位老工人的讲话，他走了以后我们班长说，这个家伙可能是个工贼。后来学工活动就不了了之了，临离开厂子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太弄得太清楚资本剥削劳动的问题。

学农我们是选择了西安郊区的一个村子。学农主要是理解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尤其是要搞清楚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如何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逐渐向大队所有和公社所有过渡，最后实现全县所有的远大公有制目标。当时村子为我们派了一位老贫农，讲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谁也没有想到，这位老贫农讲着讲着，竟然说，刚一解放那一阵子，我们分到了地主的土地，那个心情就别提有多畅快了，生产干劲十足，许多人天刚一放亮就下地干活，天完全黑了无法干了才回家，那几年每家都有余粮，日子开始富足了，但是后来又不得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直到成立人民公社，实行了集体化以后，人慢慢开始变懒了，没有人好好干活了，到了60年代就开始饿肚子了。我们听着听着似乎觉得人民公社搞坏了。后来我们又对庄稼地进行实地考察，我们发现农民的自留地的庄稼长得要比生产队的庄稼好，我们让村里的领导给我们解释这种现象，村领导说这就是农民的“资本主义尾巴”，就是小农的自私自利意识的反映，最后都要被割掉和消灭掉。我们班一个同学感慨地说，全国农民都有这种“尾巴”，而且长得还很结实，我们怎么割呀！当时进驻我们学校的“工宣队”老师严厉批评了这个同学，说他无产阶级思想还不坚定，吓得这个同学直哭。

从上述的回忆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当时学习的经济理论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直到西安师范政教科快毕业的时候，我才买到了一本当时公开出版的由中国人民大学徐禾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这本书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第一本系统介绍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思想的公开读物，虽然这本书的里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还有“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这样的言辞，甚至个别地方也有大批判的味道，但总算是一本较为忠实地系统概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好书。我用了三个月时间认真地读完了这本书，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总算有了初步地理解和认识，向经济学的大门里跨进了第一步。

1974年7月西安师范毕业后，我并没有被分配到中学去教书，而是分配到西安市教育局工作，而且在教育局工作了一年左右后，又回到西安师范工作，在当时的西安师范政治处工作，任理论干事。当时刚刚23岁，精力旺盛，把更多业余地时间都打发在了经济学的自学上。因为在政治处工作的原因，我当时能在学校图书馆中看到一些被封存的西方经济学的一些论著，其中包括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因此，我当时是一边半信半疑地读着象上海的《学习与批判》这样的“极左”刊物上刊登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文章，一边又半懂不懂地读着一些西方经济学的名著，脑袋里边基本上是一锅浆糊。我将那几年称之为自己在经济学学习上的浆糊时期，当时在经济学思想上实际上并无“主心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