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从高速经济增长转向适度增长阶段

中国传统的增长之路已遭遇瓶颈。

无论是资源能源约束、环境压力，还是金融危机后新的国际贸易关系，抑或刘易斯拐点临近带来的用工短缺、还有收入分配、户籍、土地制度等社会领域改革的呼声，都提示人们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任务紧迫。

中央高层领导多次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刻不容缓。胡锦涛总书记今年2月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发表讲话，就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工作提出8点意见。温家宝总理在3月14日强调“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放在重要位置”，这是“今年我国经济的一条光明之路”。

可以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不是应急之举，并非为解决眼前问题。而是中国经过30年快速、粗放增长后的必然要求。

但如何转变，转向哪里？面临的障碍有哪些？如何突破？

3月27日，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召开论坛，就如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研讨，集合政府、企业、学者等多方观点。本期我们刊登此次论坛的部分内容。

中国应从高速经济增长转向适度增长阶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括很多内容，首要要转什么？我的观点是首要是转速度，从突出速度的高速经济增长向注重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适度经济增长。

为什么提出这个观点？现在有两个很重要的说法，一个说法是经济结构调整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内容，摆到第一位的。第二个说法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我要强调的观点是转速度也就是向适度的经济增长转变，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方面。

经过3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同时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唯一一个长期维持高达9.8%的经济增长的国家。但同时我们也积累了很多问题，资源耗竭、环境恶化、发展失调等问题突出。因此长远来看，中国还要保持像前30年那样长期高达10%的高速经济增长，缺乏可能性和现实性。

如果一定还要保持20年-30年GDP10%的高速经济增长会有什么结果？其结果肯定仍然是粗放型的高速经济增长。所谓的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如调结构，比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比如说节能减排，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而转向适度增长，是中国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一个成本，这个成本首先就是要把速度降下来，只有把速度降下来才能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空间，才能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力量。

从10%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转向适度高速经济增长其实也符合人类进入工业化的历史规律。近百年以来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推进过程当中，经济增长率变化的规律是，在保持了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后都出现了经济增长减速的情况，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莫不如此。这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

进入新世纪以后，世界经济发生了新变化，也要求中国转变之前的增长方式。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可能标志着真正金融全球化以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会出现一个转折和调整时期。调整表现在哪里？我个人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市场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整，国际金融危机以前的增长速度大概是4%到5%。我们现在可以判断，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恢复不到这个增长速度，要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以前的全球经济增长，大概得五年到十年以上的时间；第二个调整是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需求可能萎缩；第三个是世界贸易格局的调整，贸易保护主义强化，某些大国，比如美国扩大出口的要求强烈。世界经济出现这些新变化也使得中国不可能再按照前30年那样的高速增长，客观上要求中国降低到适当的速度。

那么，什么算适度增长？我个人的考虑是，所谓适度增长，可以初步确定为中长期（10年-20年）平均为7%-8%的增长。7%-8%，其实也是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在全球角度来讲仍然是高速的增长，仍然符合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发展是第一要务”的理念。

有人可能会问，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是否影响我们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我认为适度的经济增长不影响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十六大提出2020年GDP 翻两番，平均经济增长率7.18%就可以实现。十七大调整人均GDP翻两番，算下来是人均3500到4000美元，按照这样目标算下来，进入新世纪20年GDP平均年增长率7.5%就可以实现翻两番。

总之，经过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已经具备了转向第二个20年，甚至更长时期经济适度增长的基础时期。

（作者：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   杨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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