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时代选择的经济学人生——歪打误撞地进入到经济学界（一）

编者按：

著名经济学家魏杰教授亲自撰写的个人传记《被时代选择的经济学人生》，真实描述了一位新中国经济学人和教师，从一个普通的乡村青年成长为著名经济学家的艰辛求学和孜孜不倦的教学研究的心路历程，触动人心，催人奋进。读者不仅能够从中了解作者的人生历程，也可窥见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巨变过程。经作者同意，本刊仍以原书名为主标题连续选登部分章节。

同现在的年轻人聊天的时候，他们经常同我谈自己的职业生涯设计，人生规划之类的话题。我很羡慕他们，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选择人生，而且也能够进行自由选择的好时代，而我的青少年时期，则是处在一个既不可以自由选择，而且也没有能力进行自由选择的禁锢的年代。同现在的年轻人谈起那个时代，年轻人犹如听天书一样，满脸的难以理解和不可思议的表情，就象你同他们讲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粮食吃而经常饿肚子时，他们会反问你，那你为什么不吃肉一样。时代的差异真是太大了，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也正是因为此，我在人生中切实地感到了改革开放真正改变了中国，因而从内心深处对中国改革开放欢心鼓舞，容不得任何人对改革开放的任何指责，成了从思想上和实践上彻底拥护改革开放的“死硬”份子。

正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处在一个人生既不可以自由选择，也没有能力进行自由选择的时代，所以我进入经济学界，纯属于歪打正着，稀里糊涂地进入了经济学界，将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作为了自己的终生职业，成了人们所称呼的所谓的经济学家。

一、童年与中学时代的记忆

我1952年10月生于西安市正西方向的距西安市大约30公里左右的一个名叫西江渡的小村子里。这个村子的地理位置很特别：它的西面和南面是户县的地界，它的东面是咸阳的地界，而它却归西安市的长安县管辖，因而有“鸡叫一声听三县”之称。在我的儿时记忆中，这个村子的水很多，它北面紧临作为“八百里秦川”的母亲河的渭河，它的南面是秦岭的终南山，终南山上流下来的水从村子西面和东面的两条河流入渭河，因而村子的四周都被池塘包围，儿时经常和小伙伴在河里和池塘中抓鱼和游泳。但遗憾的是现在全变样了：因为河的上游都修了水库，河道都干了，再加之上游的工业发展，河道中全是污水，臭气冲天。

我出生的这个村子离西安这个历史名城虽然距离似乎并不遥远，但当时却很穷。打我记事起，内心就有三件事永不能忘：一个是吃粗粮，肉蛋类及白面等细粮只有在象春节这样的几个重要节日里才能见到；另一个是穿粗衣，即农村人自己纺织并染色的土布，这种布穿着很硬，而且染色不好，经常掉色，搞得皮肤蓝一块青一块的；还有一个是点油灯，因为我们这个村子1964年才通电，而且就是在通电后，还有些人家嫌电费贵，仍然在很长时间里点煤油灯。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似乎没有什么幸福的童年，而是只要能吃顿好的饱饭，就是最大的幸福，会经常因此而高兴好多天。

我6岁上学时，小学设在一个破旧的神庙里，教室既无桌子又无凳子，每个学生自带凳子，并且由每个家长为自己的孩子用土坯垒成一个小土桌。教室四面透风，下雨时还漏雨。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破烂不堪的学校里上完了小学。尤其是在这个学校任教的老师，并不是规范的师范学校毕业的，而且也没有太高的学历，大都是初中甚至小学毕业后就来任教的所谓“民办教师”。就是这样的学校的所谓义务教育，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在我的记忆中，我的不少小伙伴没有读完小学就失学了，原因是家庭穷，刚刚能从事体力劳动，就帮助家人苦生活去了。我能读到小学毕业，真是万幸，主要是因为父母都是文盲，不想让我再受文盲之苦，因而再难也要让我上学。

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初中，到离家十五里远的一个叫沣西中学的学校去上学。学校里有食堂，但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学生都吃不起食堂，而是自带干粮。我每个星期天下午去学校时，要带上三天的干粮和一些咸菜，每顿饭是干粮加咸菜，喝些学校免费提供的开水。每星期三下午再回家取些干粮和咸菜，维持到星期六。因此，我只有每个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才能吃上真正的饭菜，也就是农村的粗茶淡饭。当时的所谓干粮，绝不是现在人们所讲的白面馍或白面饼，而是包谷面掺少许的白面所搞成的粗粮粑粑，既硬又难吃。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我学习的积极性极为高涨。我努力学习的目的，不像那些伟人那样，是为了振兴中华，而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贫穷处境。打我记事起，父亲就常对我讲：象我们这样的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家庭，要摆脱贫穷，只有好好上学，别无出路。因此，从小我就是一个努力学习的好孩子。

初中二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止上课。象我这样一个比较贫穷的农村的孩子，当然无有财力去弄革命，似乎也没有心情去弄革命，因而就回家帮助父亲挣工分养家。后来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也就是初中三年级时回到了家乡，成为了真正的农民。那个时候中国的“左”风盛行，生活极苦，我每天拼死累活，也只能挣到仅值7分钱的工分。当时为了挣点钱，村子里每家都搞了一种经营活动，就是生产豆芽，然后用人力车拉到咸阳市或者西安市去卖，往返要走70多公里，但我仍然不怕苦，很乐意干这件事，因为卖完豆芽后，可以花3角5分钱用自己家做的饼子在羊肉泡馍馆吃一大碗“羊肉泡馍”，这在当时对象我这样的农民的儿子来说，简直就是天堂式的享受。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我真正体会到了中国农民的艰辛，也真正体会到了“左”的东西的危害。如果说后来我对中国经济改革很有自觉性的话，那么这段农村的艰辛经历则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农村越是苦，我就越自己发奋读书，幻想总有一天会考上大学。因此，在农村劳动时，读书仍是我的爱好和主要业余生活。虽然当时也无书可读，但总是设法借一些别人的各种书籍来看，曾经有一段时间借到村中一名乡村医生的古医学书来读，对中医很有兴趣。

1970年9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农村又开始恢复高中学习制度，我又做起了上大学的梦，所以我又上了高中。高中两年中，我努力学习，指望能毕业后考大学。但当时实行的是工农兵学员制度，高中毕业后不可能直接考大学，所以在高中毕业前夕，我又做好了一辈子务农的准备，并且为自己购置了一套新的农具。但就在毕业前的两个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好事，就是这个偶然的机遇，却彻底改变了我再次当农民的命运，甚至几乎改变了我的一生的命运。这个机遇就是当年从高中中招师范学校的学生。

当时由于我国在文革一开始就一直停办了师范院校，因而到了文革后期，我国的中小学教师到了奇缺的程度，甚至因为缺少师资力量，有的学校已无法正常开课，所以当时国家决定恢复师范教育。当然，按照当时的所谓教育革命的精神，学生主要还是要来自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以“工农兵学员”为主，但当时有关方面又考虑到教师的职业特点，所以决定也可以适当地招收一些应届的高中毕业生入学。据此精神，当时的西安市革委会就决定由西安市市属的每个中学推荐一名优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进入西安师范学习。我当时正在西安市所属的沣西中学读高中，即将高中毕业，因为我当时在高中期间的考试成绩一直排名全校第一，而且又很听老师的话，“革命造反精神”不太强，在学校领导和老师的眼中，我是一个好学生，所以学校就推荐了我进入西安师范上学。（未完待续）